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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享有权利的多样性和体量方面，道理与此相同。

从历史上看,这次修宪的直接原因是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等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立法的倒逼。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的另一重要价值，就是为我国未来以宪法修正案为主的修宪方式进行探索和演练。

更进一步，恰恰是在七八宪法即将被取代这一大前提下，仍然最大限度地尊重七八宪法更突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了五次修正案形式的修改，这五次修改之所以被认为对我国完善发展我国宪法和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守与变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这种时候，仅靠官方文件和领导人反复强调宪法的权威是不够的。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新立法不应迁就旧宪法后，是否有必要修宪。但起草和修改宪法不可能这么简单，因此这种理想状态下的无缝衔接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在与叶剑英、华国锋商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时，彭真确定要集中力量抓七部法律的方案。凑合的思路则本末倒置，它不仅允许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与宪法不一致，甚至还要求宪法向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看齐。例如，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为了预防不合法、不合理以及有漏洞的规范性问题直接生效。

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地方人大监督将致力于协调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如审查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过度赋权，解决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冲突，如调查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是否与国家机关的内部管理权相冲突，这种为顺应改革需要所做出的调整始终维持着地方人大对地方各国家机关的控权式监督地位。[20]该法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为此提供了权力监督的合法性来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决定》5条的规定，人大代表监督的形式有视察及评议法院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及来信意见、走访、旁听等。

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种监督模式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厘清这个问题，是将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融入到现行法治监督体系之中，以确保其有效发挥监督实效的前提性问题。三、以对权监督为中心的地方人大监督及其体系定位在新型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地方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及检察院均要受同级地方人大监督。

监察体制改革虽然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上，主要变化的是纪检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配置，确切地说，是将纪检权、行政权及司法权中的监督权集中起来独立为第四权，即监察权。由此观之，地方人大履行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保障监察委员会的正确履职提供支持，即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地方人大在过往监督实践中，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工作步骤、程序，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配套规范体系。[38]参见黄小钫：强制委托代表制与独立自主代表制——试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代表制理念之争,《浙江学刊》2010年第5期，第123页。

目前，《监督法》虽然还未来得及修改，尚未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常态化监督范围，但基于前述地方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逻辑，确立对监察委员会的常态化过程监督也是必要和可行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以便增强工作人员的人权意识。[5]刘艳红：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衔接为背景，《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82页。比如，人大代表对各级法院及其工作情况的监督，基本上都是建议性监督。

通常程序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者承担具体监督业务专门委员会根据监督发现的问题提出问责议案，由人大会议或常委会会议作出问责决定，责成相关单位执行。接下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实施有效的再监督，以确保监督的实效性。

[19]参见谷志军：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权问责的逻辑与实现，《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77页。从性质上看，留置作为改革以前的两规两指以及逮捕的法治化替代，仍然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为了解执法检查的实施情况，笔者分别以执法检查人大执法检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中国人大网进行检索。根据《监督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基于权力监督机制的运行逻辑，我国目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针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责，主要包括根据质询结果作出的否定性决议、根据特定问题调查作出的否定性决议以及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和规范性文件。[8]肖金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效应，《法学论坛》2014年第3期，第7页。[3]参见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立法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8-9页。受国情、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大代表制度兼具委托代表制与独立代表制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44]检索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

[18]参见杨解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42页。依照《监督法》第7条的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应当依法公开。

第一，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要改变地方人大监督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的状况，就必须根据前述将其作为以对权监督为中心的体系性定位，在充分发挥现有刚柔并济的过程性监督职能的同时，重启地方人大刚性问责监督职能，以保障再监督的实效性。

只不过，近年来，由于地方人大极少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其所有监督工作似乎都只是在为其他国家机关提供支持，这些做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容易产生地方人大监督刚性不足的印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使公权力者进行问责并无太大意义，被问责者完全能够以职权的行使是遵守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理由进行抗辩，不对规范性文件本身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有关机关进行问责，就无法否定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并发挥问责的警示作用，这种问责机制背后的逻辑正是对权的监督，它同样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的再监督。

[40]例如，200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的六项基本制度，包括认真协助人大机关做好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和对法院工作的评议活动建立健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来信的工作制度建立向人大代表通报法院重大工作事项制度建立走访人大代表制度建立邀请人大代表旁听重大案件审理制度以及建立向全国人大代表赠阅人民法院报刊制度。但是，如果涉及到不同的国家机关的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问题，则很难通过机构改革或职能调整这种方式来化解，因为这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权力分配及权力冲突的协调。从我国监督机制构造及监督实践来看，异体监督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党的监督、群众监督等等。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权力有二：一是代表权，它可以通过代理制度来解释，这是民主机构产生的必备条件，即通过人民民主的形式选举出的代表来执行代表职务。

《监察法》作为规定监察权这一新型国家权力的专门立法，对其实施执法检查，既体现了执法检查法律巡视的作用，又有助于不断总结法律运行中的经验，并为制定与《监察法》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提供有益参考。[4]参见曹延汹：从纵向权力架构到横向权力架构：关于‘权力制衡的深度思考，《理论月刊》2011年第5期，第135页。

欠缺可操作的运行规范，很容易架空地方人大的监督职能，使得地方行政问责的效能大大高于地方人大问责。从监督的实效性来看，组织执法检查或可成为对监督权实施再监督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监察委员会办理案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同级检察机关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组织执法检查，无疑能够大大提升监督效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监督是相互冲突的。不过，人大代表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意监督，人大代表不能直接对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问责，它只能根据民意收集和联络情况行使代表权以及提出批评建议等，其监督职责的履行仍然受到许多限制。

从监督方式来看，跟踪督查主要是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即执法检查，换言之，通过在执法检查中建立跟踪督查机制，以此来固化工作流程，实现跟踪督查的长效运行，这是督查机制建设的关键。因此，除了内部监督之外，我们还应该从更宏观和全面的视角去思考‘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推动‘人大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常规化，建构全面立体的监督体系。确实，提请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许可才能使用留置措施，可能会贻误调查的时机，而且，从《监察法》43条的规定来看，留置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经过内部审批即可，增加人大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外部审批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高效反腐目标的实现。基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能特征，评议的重心应当聚焦于工作评议，即对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评议。

《监察法》3条所规定的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似乎既涉及到权又涉及到人，但分析该表述的结构及对监察对象的理解可知，此处的重点在于公职人员,公权力作为修饰词只是意在强调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理据是行使了相应的公权力，以便作为问责的依据。监察体制改革以后，对人监督权全部聚拢于一体，由作为专职专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

然而，只是依赖监察委员会的自我监督，无疑等同于左手管右手，存在监督低效化、无效化的风险，也不符合法治国家权力运行机理的基本要求。至此，有权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机关只有两个，一是地方监察委员会自身(包括上级监察委员会)，二是作为地方监察委员会产生机关的同级人大。

所谓地方人大问责，是指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依法对其因违法或不当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果而追究其责任的活动。从职能上看，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之间确实有一定交叉，比如说，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组成人员是否尽职尽责的监督与地方监察委员会对辖区内所有公职人员是否依法履职的监督有所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