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动静结合的句子（什么是动静结合 作用是什么）

民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带来了全社会良好的法治氛围，公共权力机关和社会团体也会注意到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更广泛的监督制约而慎重行事，从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9]。

《修正案》对此进行了修正，但沿用了维持判决的表述，这会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效果形成不利。因此，实施中央确立的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保持现行审判体制，做好基层行政审判，辅以原告相对自主的管辖选择权和巡回审判制度更为可行。

在此基础上，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将保障公民权益放在第一位，[32]删除对行政机关维护的表述。（二）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的宽窄是决定行政诉讼根本目的能否实现的要因之一。可以说，司法审查开展的好坏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与行政权相适应，司法审查应相应作出调整。《决定》强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5]可以说，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之日始，人们对它的期望值便逐渐降低，学界和实务界对其不足的关注与批评则日益强烈。[52]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法律规范 一、问题所在 警察武力使用是国家秩序行政的一种重要形态，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较为极端的限制乃至剥夺。

二、两地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比较分析 对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的研究，需要考察两地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变迁，研究涉及警察武力使用的法律规范及其传承和授权关系，并以法律保留原则为视点，探索大陆地区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路径。结构性规范若有缺漏而导致功能不足时，由概括条款承继并弥缝之，以发挥规范完整功能。所谓立法体例，是指一部法律或者一项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安排，通过体例的选择，可以使立法尽可能地贴近技术和现实。《警察职权行使法》第28条在对侵害个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之行为或事实状况之外，辅之以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危害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既可以避免立法细节考虑之困难，也可以转承随时修订法律的压力，更是警察所担负任务或保障公共利益的本质要求。

警察武力是警察在执法过程采用的合法暴力行为与执法相对人的非法暴力行为间发生的冲突，国际警长协会将警察武力定义为警察用以迫使不服从的嫌疑人服从所必要的手段的总称。在警察武力使用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不仅重视对违法犯罪行为人控制的实效性，也更加关注违法犯罪嫌疑人和警察本身的安全保护。

台湾地区的《警械使用条例》颁布于1933年，在2003年《警察职权行使法》颁布之前，警察武力使用并未严格贯彻法律保留的原则，特别是在警械使用方面仅是遵循法规层级的《警械使用条例》。通过将警察武力行使的各种情形进行类型化或模式化，控制警察武力的使用和提高警察武力的实效性。[13] 参见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61页。[18]加之越来越多的非杀伤武器能够运用于实战，在立法中必须考量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器械改进。

制定《警察职权行使法》一方面可以为大陆的警察武力使用提供一种规范化的依据，使法律保留的原则得以体现。[18] 参见邱华君编著：《警察法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4页。（一）台湾地区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中的比例原则 各种行政措施之作成应具有目的与手段之关联，亦即行政所使用之手段为达成特定之目的（结果）必须合于比例原则。第4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

武力是通过人的行为来表现的，是一种强力或暴力的行为。[17]因警械和武器概念的界分不同，必然导致两地在立法规制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武力适用的侧重点。

[17] 在1980年之前，大陆地区警械包含武器在内，但1980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实施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条例》将武器单独列出并和警械并列，其原因是认为实践中出问题最多的是武器的使用，将武器单列会使重点更加突出，内容会更加明确。特别是为了适应实际警情和便于警察的临场处置，该条例在第3条规定了发生第四条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认为以使用警棍制止为适当时。

概括授权条款的功能即是在法律无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在符合法定情形的条件下授予警察采取行动的权力。如为了保证枪支使用的有效性，在美国及我国香港地区，警察用枪之前进行鸣枪警告是违反操作规程的，这种将实效性考量融入规范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6] 蔡庭榕等著：《警察职权行使法逐条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3—24页。由于时代的进步，许多犯罪情况并非一般棍、刀、枪所能制止，在民主法治时代，为了避免动辄造成伤亡后果，也不是每种情况都使用刀、枪，因此必须对警械种类的立法重新进行审视。大陆在警械和武器的种类和规格方面并无类似台湾地区的授权规定。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

该条分别规定了比例原则的三项要素即适当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衡量性原则），作为所有行政行为应遵循的一般性规定，当然为警察武力使用提出了应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二）大陆的相关立法规定 大陆没有制定《警察职权行使法》，在警械武力使用方面主要依靠各领域的单行法和《警械和武器条例》的具体授权。

6. 杨建顺著：《行政强制法十八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7. 张小兵著：《美国联邦警察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为对警械使用具体化的法规，《警械使用条例》可以说不仅在具体条文上，更是在立法体例安排上鲜明地体现了比例的原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通过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弥补警察本身素质的差异性和警力的不足，但这些工具和它们的局限性仍然使警察的选择存在漏洞。

在规范完善方面，也应该充分发挥专业部门的优势，将其经过长期实践获得的经验教训转化为规范，并通过将警察武力行使的各种情形进行类型化或模式化，控制警察武力的使用和提高警察武力的实效性。[9]因此在类型化的具体列举规定之外，需要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以概括授权条款予以周延性规定。（三）大陆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 通过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比较研究可知，在传统法治路径的法律保留原则要求之下，大陆需要制定《警察职权行使法》作为警察部门作用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力的特别法律依据。这种看似严格遵循法律保留的做法，实际上可能会在具有例外性的突发事件面前遇到法理难题的考验（如相对人持不具有杀伤力的仿真器械与警方对抗等情况），并进而会影响到武力使用与否的选择困境，需要法律予以概括授权。

该法第11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2. 邱华君编著：《警察法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

[7]而事实上，我国许多法律中都有对《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任务和权限进行具体化的法律规范，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出入境管理法》等。而大陆地区法律以编-章-节-条-款-项编排，条之下称之为款，在款之下才是项。

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抽象的概括授权规定也可能会导致警察任意解释法律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不利于防止警察滥用职权。[7] 《人民警察法》第8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

该法第10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它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该项规定即为警察辅助原则的法律化，也为概括授权条款所赋予职权予以了限制。因此，作为大前提的实体法律要件就成为了统制警察武力使用的规范基础。但余凌云教授认为，枪支属于警械的一种，没有理由单独将其划出。

如债权人为了讨债而持球棒砸毁债务人办公设施的行为对债务人具有即时危害性，警察为了制止该危害，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形下可依据概括授权规定而使用武力制止。因此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系扩及组织法的领域，但非谓本来就属于其范围之行为法部分因此可以不需要法律授权。

但这些法律仅是调整某个方面的作用法，而非总体意义上警察部门作用法，不能覆盖所有的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领域。合法性主要是指警察武力使用必须有法律的具体授权，这是也现代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根据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涵射）原理，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存在，而大前提包括了抽象意义的违法犯罪事实和应采取法律措施两个方面，进而通过小前提（现实的违法犯罪事实）与大前提比对，实现从大前提向小前提的流连返顾，最后由法定主体依法采用具体的处理措施。五 使用警械依警械使用条例之规定行之。